不过，康有为充分了解，儒家在与政治权力分离之后，其价值合法性地位将遭遇空前的挑战，所以他要通过改造儒家，也就是用制度性宗教的方式来为儒家在未来中国社会中设计一种新的存在方式。
荀子谓积礼义而为君子，贾生则说，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32]韩婴：《韩待外传》，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页[33]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13页。
他们的努力可以说贯穿了整个汉代。[44]阎步克：《秦政·汉政与文吏·儒生》，《历史研究》1986年第3 期。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是《韩诗外传》。具体到董仲舒的王道内容，是有一个体系的，这是由《春秋》为后王主法说，王者一统说，王道德治说，文质互救说，五德终始和三统三正等相合而成的。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以后，其心理上的巨大反差和痛苦失望迫使他思考人生命运和宇宙问题，更明显地走向老庄。
[25]《汉书·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52页。陆贾讲文武并用，这就是不能象秦那样专任刑罚，而要注意讲求德治，实行仁义：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16]，同时还要重视法治的作用，认为国君应进退循法，动作合度[17]，在法律方面要做到执一统物，即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18]。②将《春秋》视为孔子寄寓儒家王道理想的著作，自孟子以来一直为儒家学者所肯定，并认为孔子的微言大义，主要存于公羊传中。
涉及大义的主要是据乱世和升平世的原则，这个时候，因为文教未明，所以必然会有差异。(《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又比如：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20)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
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施政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赤山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17)大一统，也就是实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一统天下的局面，固然，我们可以把公羊学对于大一统的阐述看成是对于秦汉之后大一统帝国的政治现实的一种理论上的回应，但究其实，乃是儒家王者无外思想的一种逻辑推展。
胡子髡、沈子楹灭，获陈夏啮。公羊家认为，孔子作《春秋》并非要描述真实的鲁国历史，而是通过对史实的褒贬来表述孔子的王道理想，这样的笔法称之为王鲁。比如，成三年冬，春秋书曰，郑伐许，公羊无传。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
(19)按此解释，之所以与夷狄之间要强调内外之别，是因为王道之运行有一个由中心向周边扩展的过程。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而更为正统的注释并不强调种族差别，而是强调文化发展的先后。
《传》曰：荆何以称人？始能聘也。(14)庄公二十三年，春秋书曰：荆人来聘。
叶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近者悦，远者来。注释：①本文曾在2010年10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政治哲学论坛上宣读，清华大学的贝淡宁教授作为指定的评论者，着重指出了作为文化的中国和作为主权的中国的内在紧张，由此质疑儒家普遍主义的现代性转化的可能性。
(13)夷狄如果向慕礼仪，那么就可以进而为中国，公羊传中反复推许的夷狄进而成中国的，包括楚国、吴国等。(20)何休认为所传闻之世，世道衰乱，所以，要将重心放在中国。所见世泽夷狄进于爵而王者无外，无外为大，是为‘大中国，亦即‘大一统。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那么，在公羊系统中，夷夏论的所属与所向究竟如何呢？二、夷夏之防与远近之辨夷夏问题，向来被儒家所重视，生活中秩序变动时代的孔子，目睹象楚国、吴国这样被视为夷狄的国家逐渐进入春秋政治舞台的中心，一面慨叹礼崩乐坏，另一面则推崇尊王攘夷，注重夷夏之别。公羊的一贯的思路是由近及远，由内而外，其内在的逻辑在于只有把身边的事情做好，自然就会吸引别人的模仿和归附。
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载《国史探微》，3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18)《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故不臣也。
⑨观念是现实的反映，在传统中国，内外的区分本身就是相对和多变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高全喜、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擎等人也作了评论。
基于此，我们去了解公羊中的夷夏、远近之论的时候，需要从两个角度入手：第一，要看夷夏之论是属于三世中哪个阶段的原则。杨联陞说：虽然关于五服或九服这些周密的区分大部分都是凭空虚构，但是似乎也反映了商、周时一个较合乎事实的内服一王畿，和外服一诸藩的划分，当然，‘内‘外只是比较而言，因此我们可以说内还有内，外还可以有外，一直分下去。借用儒家的仁和礼的关系来说明，礼的功能是别差等，因此，等级秩序固然是礼制的体现，而作为礼的基础的仁的观念，却必然导向对于普遍之仁爱的追求，并必然导向以万物为一体的超越精神。何休在《解诂》中认为自近者始是对孔子政治哲学的继承，他说：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
⑧然而，三世说的最重要的使命并不仅仅是要告诉我们历史发展有不同阶段，而是要说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不同的问题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⑩黄怀信等：《论语汇校集释》，2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为孔子学，当分二类乃可得之，此为《春秋》第一大义。有时候指的是周，如果从王鲁的角度，则指的是鲁国。
《春秋》公羊的义例十分复杂，本文主要讨论与夷夏问题相关的义例。(22)彻底的普遍主义或许仍是一种构想，而难以落实到具体的社会之中，即使是罗尔斯在构建他的万民法的体系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到类似于自近者始的意味。
曷为不言楚子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但是，需要我们反思的是，这些线索是否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整体，或者说，这种在大变局的情势下提出的儒家认知是否能够完整地体现出儒家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认识，这是需要做一定的分疏的。由于军事、文化扩张的结果，一些外服可以被并入内服，所有诸藩都有成为外藩的可能，或者更通俗地说，所有生蕃都可能变成熟蕃。这个发表文本思考了这些问题，做了一些补充性的论述，在此特致感谢。
因此，如果我们揆之春秋三世说，就能发现，所闻世对夷夏问题的立场是内诸夏而外夷狄，因而必然会褒扬维护中国，贬斥四夷对中国的侵略。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接受了五四运动精神遗产的新儒家们，努力在证明儒家思想与西方启蒙价值的同一性，从而客观上遮蔽了儒家的普遍性面向。
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见氏著《大一统与儒家思想》，47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
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春秋公羊传·庄公十年》)在《白虎通义》中，这样的夷夏关系甚至被绝对化了。
